过去两年，“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竞选口号变成了实打实的立法行动。澳大利亚率先立法，法国在2026年7月加入限制行列，一度禁止15岁以下儿童访问主要平台，随后被该国最高法院以人权理由叫停；英国则计划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Facebook、TikTok等平台。禁令一环扣一环，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始终没有被认真回答：当孩子总能找到绕过的方法时，我们究竟该解决什么问题？
MIT Technology Review刊发的这篇评论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作者Michal Luria、Aliya Bhatia与Danah Boyd认为，孩子绕过禁令并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把“绕过”本身当成问题，恰恰暴露出禁令思维的错位。
禁令浪潮：从堪培拉到巴黎再到伦敦
过去几年，各国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态度急剧收紧。澳大利亚的立法是这一浪潮的起点，它把“16岁以下不得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写进了法律，并要求平台承担核实年龄的责任。法国随后跟进，试图把门槛设在15岁，却在宪法层面遭遇阻力——最高法院认为，全面禁止可能过度限制了未成年人的表达与信息获取权利。英国则把目标定在16岁以下，覆盖Facebook、TikTok等主要平台。
立法者面临的处境并不轻松。平台上的有害内容、成瘾式设计、针对青少年的精准营销都真实存在，家长与教师的焦虑同样真实。问题在于，把“禁止访问”当作唯一的政策工具，等于把复杂的青少年数字生活压缩成一个开与关的开关。
孩子总能绕过——这从来不是意外
借用父母已登录的设备、使用VPN、谎报年龄、在同学的手机上注册小号……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操作。对在数字环境中长大的这一代人来说，绕过一道技术屏障所需的技能，并不比学会使用一个新应用更难。
作者指出，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孩子会绕过”这个事实，而是公众与决策者对它的反应：把它当作禁令失败的证据，进而主张更严厉的技术手段——强制年龄验证、人脸识别、更激进的年龄推断算法。于是一场围绕“堵漏”的军备竞赛就此展开，而青少年的真实需求始终没有被放在中心。
作者们的核心判断是：当政策把“绕过”定义为主要风险，资源就会从“如何让平台对青少年更安全”流向“如何更精确地识别和排除孩子”。这是一条成本极高、收益可疑、隐私代价沉重的路。
被错置的问题
把“绕过”当作核心问题，会带来三个后果。第一，政策焦点从平台设计转向用户行为，责任被悄悄转移到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身上。第二，严格的年龄验证要求所有人提供更多身份信息，而隐私成本并不均等——没有身份证件的青少年、移民家庭的孩子、性少数与性别多元青少年，往往承受最大风险。第三，禁令把青少年的线上活动推向更隐蔽、更缺乏支持的角落，反而削弱了家长、学校与平台发现风险、提供帮助的能力。
真正该解决的问题
作者主张的方向并不新鲜，却长期缺乏投入：把平台的注意力经济设计纳入监管，限制针对未成年人的成瘾性功能与个性化推荐；强化数据保护与默认隐私设置；把网络欺凌干预、心理健康支持与求助渠道做成平台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事后补救的公关项目；把数字素养教育落到课程里，而不是交给家长各自摸索。
更关键的一点，是让青少年参与规则制定。讨论“孩子该怎么上网”时，最了解自己上网方式的人往往缺席。真正的保护性政策，需要建立在倾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孩子不懂事、必须被管住”的假设之上。
编者按：禁令的政治学与保护的真实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禁令的流行并不完全源于它对青少年是否有效，而更多源于它在政治上的“好卖”——它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见、可以宣称“我做了事”的政策姿态。相比之下，真正有效的措施，比如重新设计推荐算法、限制成瘾性交互、投入心理健康资源，既昂贵又难以在选举周期内显出成效。
这并不意味着平台可以免责，也不意味着家长不该设限。它意味着，当我们看到孩子又一次绕过禁令时，正确的反应不该是“我们需要更严密的技术封锁”，而应该是“我们是否问对了问题”。
禁令可以被孩子绕过，但青少年的成长需求无法被绕过。与其把资源投入到一场注定失败的猫鼠游戏，不如把它投入到让平台本身值得被信任这件事上。
本文编译自MIT Technolog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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