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人工国家”：为何科技领袖都是糟糕的科幻读者

历史学家Jill Lepore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硅谷科技公司之所以常用高远的语言描述其产品，几乎就像是在组建一个新政府。她即将出版的新书《人工国家》（The Artificial State）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充分展开。在她看来，从Twitter的“口袋里的市政厅”到Anthropic的Claude宪法，这些看似寻常的产品叙事，暗含着一种值得警惕的政治隐喻。

科技公司的政府式修辞

想想Twitter当年自称“口袋里的市政厅”的豪言壮志，再想想Anthropic为其AI助手Claude制定“宪法”的举动——科技公司不是政府，却模仿政府的话语体系，试图为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Lepore认为，这种“人工国家”式的构建并不令人愉悦，它让科技公司得以回避传统政治制度中的问责机制，同时借用了国家主权的光环。当平台声称自己是“公共广场”时，它实际上是在以空间的名义，行使着对言论的支配权。

糟糕的科幻读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Lepore指出，硅谷的领导者们往往是“糟糕的科幻读者”。科幻文学曾经以极大的想象力描绘了技术统治的种种可能，从《1984》的极权监视，到《美丽新世界》的快乐操控。然而，硅谷精英们似乎只从这些作品中读出了乐观的技术主义，却忽视了其中深藏的警告。他们热衷谈论埃隆·马斯克的星际殖民，却很少讨论《沙丘》中计算机被禁的设定；他们引用《神经漫游者》的赛博空间，却忽略了其中对公司和集体失控的深刻焦虑。这种选择性阅读，使得他们构建的技术未来往往带有天真的色彩。

从“技术中立”到“技术主权”

科技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和公共讨论的热点。法律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曾提出“代码即法律”的著名论断，认为互联网的底层架构本身就具有规制能力。如今，AI模型的行为准则更是直接由公司内部制定，而非经过公共审议。Lepore所批判的“人工国家”，正是这种私人立法权的集中体现。当马克·扎克伯格提出“连接世界”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奥威尔的小说早已预言了连接背后可能带来的监视社会。而当萨姆·奥尔特曼呼吁建立全球AI监管时，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赫胥黎所描写的“幸福”社会，恰恰建立在对个体自由的无声剥夺之上。

“科技公司的宏大叙事，不是通往未来的蓝图，而是一种权力的自我辩护。”——编者按

编者按：技术乌托邦的幻灭

在人工智能快速渗透生活的今天，Lepore的提醒尤显珍贵。我们确实需要警惕，那些看似大胆的“未来愿景”，是否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集中。科幻小说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既是想象力的延伸，也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硅谷领袖若能从中学到谦卑，或许才能真正赢得公众的信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边标榜“改变世界”，一边构建着未经授权的“人工国家”。

本文编译自TechCru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