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生存风险的讨论甚嚣尘上之际，一本关于生物战的新书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我们或许过于关注AI，而忽视了更直接、更现实的威胁。
AI并非唯一威胁
普利策奖入围作家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其新书中，出人意料地没有讨论人工智能。这并非疏忽，而是一个刻意的选择。她的理由简单而令人警醒：即使没有AI的加持，科学家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能力扭曲大自然，制造出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事件。
“我们不需要AI来制造灾难。生物技术的现有能力已经足以让一个疯子或一个流氓国家造成全球性灾难。”——安妮·雅各布森
这一观点挑战了当前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焦点。在硅谷和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AI安全问题时，生物武器的威胁似乎被边缘化了。然而，历史反复证明，生物武器的发展从未停止，而技术进步正在降低其门槛。
生物武器的历史阴影
生物战并非新鲜事物。从古代使用感染尸体的攻城战术，到20世纪各国秘密进行的生物武器计划，人类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疾病作为武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都曾大规模开发生物武器，包括炭疽、天花和鼠疫等致命病原体。
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似乎为这一黑暗领域画上了句号。然而，该公约缺乏有效的核查机制，许多国家仍在暗中继续研究。2001年美国的炭疽邮件袭击事件，以及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都提醒着我们：生物威胁从未远去。
技术 democratization 的风险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生物技术的门槛正在急剧降低。基因编辑工具如CRISPR的普及，使得修改生物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甚至允许从零开始构建病毒和细菌。这些技术的民用价值巨大，但同时也为恶意行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雅各布森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些技术如何被滥用。她采访了众多科学家、情报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我们对于生物武器的防御能力，远远落后于攻击能力的增长。
国际监管的困境
面对这一威胁，国际社会的反应却显得力不从心。《生物武器公约》没有像《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那样的核查机制，也没有常设的执行机构。各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合作往往受制于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
更复杂的是，生物研究与生物武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所谓的“两用研究”（dual-use research）——既可用于和平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使得监管变得极为困难。科学家们在进行合法研究时，可能无意中创造出危险的病原体。
AI的角色：放大器而非根源
回到AI的问题上。雅各布森并非认为AI无关紧要，而是强调AI更像是一个“风险放大器”，而非风险的根源。AI可以帮助设计更危险的病原体，优化传播途径，甚至自动化实验室操作。但即使没有AI，现有的生物技术已经足够造成灾难。
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同。AI确实增加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但它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最紧迫的因素。政策制定者需要同时关注多个维度的风险，而不是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AI上。
编者按：重新审视风险优先级
雅各布森的新书提醒我们，在追逐科技前沿的同时，不应忽视那些已经存在的、可能更为紧迫的威胁。生物武器的危险是现实的、具体的，而且正在随着技术进步而加剧。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AI安全研究，而是呼吁一种更全面、更平衡的风险认知。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是多方面的，任何单一维度的关注都可能导致盲点。在AI热潮中，我们或许需要停下来，重新审视那些被忽视的角落。
毕竟，正如雅各布森所暗示的，最可怕的武器可能不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新智能，而是我们早已掌握的、改造生命本身的能力。
本文编译自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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